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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侦探在西方国家的地位
私人侦探在英文里被称做———privatedetective或者privateeye。顾名思义就是指一种专为个人提供保卫及调查服务的民间专业人员。这一行业的产生也正和它的成长一样,都是与近代工业文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阶层分化、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职业的高度专业化以及近代民主与法制体制的确立密不可分的。可以说,私人侦探的出现是现代社会分工细化的必然产物。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复杂,传统的邻里互助和公共治安力量已经难以满足所有个体对安全和真相的需求。私人侦探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以契约精神为基础,为委托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从追踪失踪人口到调查商业欺诈,从背景核查到婚姻忠诚度评估,业务范围之广远超普通人的想象。
在近代西方国家,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日益提高,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由此带来了涉及公民财产与人身安全的犯罪的急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公众对警察行政当局服务的不满,要求加强安全保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但是恐怕是因为全世界公共保安机关的通病吧———对于公民个人看起来天大地大的案件,在多数警方人士那里,往往只是司空见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这一点加上警方破案能力本身所受的一些限制,就使得公众特别是有产阶级对警方的办事能力越来越不满;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矛盾的增加,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于是很多人都希望获得一种更专业、更高质量也更具个性化的调查与保安服务,而且因为此类保安事务牵扯到很多当事人不太愿意让无关人员,特别是政府机关了解过多的情况,加之警方本身囿于自身作为公共执法机关的性质也不太适合提供此类服务,这样就为民间的侦探(保安)机构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例如,在19世纪的伦敦,苏格兰场虽然声名显赫,但面对层出不穷的入室盗窃和商业诈骗,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富裕的商人们开始私下雇佣退役警探或法律事务代理人来保护自己的仓库和追踪竞争对手的动向,这些早期的尝试为后来私人侦探行业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法制社会的初步建立也为民间侦探的大显身手提供了条件———由于一系列新工具、新方法(法医学、指纹技术等)的产生与投入运用,案件的侦破越来越从单纯人力型的大范围调查,转变到对科学技术与分析、推理等专业方法的运用,这样比起公共执法人员而言,相对更为敬业、专业素质也更高的侦探(在西方国家,侦探多为医生、科学家及资深的退役警察等专业人士)往往更容易体现出其专业优势。比如,一位具有化学知识的侦探可以通过分析现场遗留的微量物质推断嫌疑人的职业或生活习惯,而一位精通笔迹学的侦探则能从一封匿名信中读出写信人的年龄、性别甚至心理状态。这些能力在公共执法机构中往往只有少数专家具备,且很难普及到每一位基层警员。
而整个社会基本被纳入法制轨道,这就使得社会的运作更为透明、公开与公平,换言之,侦探在查处案件时,更多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与公开合法渠道去获得线索,以科学的方法、理性的精神去分析证据,并以此发现与惩处罪犯。这一切基本可以在一个可预见的、有法律或者有一定规则的环境里进行,而不像中国传统中的侠客,要伸张正义只能通过以暴易暴的暗杀、决斗等“侠义”行为进行,从而也就为民间侦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的法律与制度环境。例如,在英美法系中,证据规则日益完善,非法取得的证据会被排除,这迫使侦探必须采用合法手段进行调查。私家侦探可以申请法院的搜查令(在特定情况下),或者利用公开的财产登记、婚姻记录、法庭档案等官方信息来构建证据链。这种法治化的运作模式,既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又赋予了侦探足够的操作空间,使得他们的工作成果能够被法庭所接受。
世界最早的私人侦探究竟是谁,一般认为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弗兰西斯·维克多,不过更为人们所知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私人侦探与私人侦探公司,则非美国的阿伦·平克顿及他所创立的平克顿侦探公司莫属。早在19世纪中期,美国国内工商业与畜牧业急速兴起,与此同时盗贼与强盗也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些看来是唾手可得的财富,而警方由于人力、财力与体制本身的限制,却不能给予这些工商业主与农场主以足够的保护。敏锐而富于探险精神的平克顿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作出了当时一般人看来是十分勇敢但也很鲁莽的决定———1850年,他辞去了在芝加哥警察局的公职,创办了美国第一家私人侦探机构———平克顿侦探公司。平克顿的创业并非一帆风顺,最初他只有简陋的办公室和为数不多的客户,但他凭借破获几起震惊全城的火车抢劫案迅速打响了名气。他独创的“眼”标志——一只睁大的眼睛,下面写着“我们从不入睡”——成为了美国早期侦探业的象征,至今仍被许多执法机构借鉴。
平克顿侦探公司创立伊始,公司总共只有八名雇员———五名侦探、两名职员与一名秘书,但是由于平克顿本人的领导有方和侦探们的能干(他们是美国的犯罪侦查中最早使用摄影技术与犯罪情报档案,且极善于打入匪帮内部获得情报),公司很快得到了壮大。例如,在1850年代末期,平克顿侦探成功潜入一个名为“摩尔帮”的盗窃团伙,收集到足够证据后将团伙一网打尽,追回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赃物。这一战果使平克顿的名字传遍了美国东部。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平克顿和他的侦探们更是直接为国家效力,为林肯总统的北方联邦军组建了一个专门收集南方分裂势力军事情报的组织。该机构后来成为了美国军事情报局的前身。平克顿本人曾亲自伪装成南方军官,深入敌后侦察敌军部署,其冒险精神和不凡身手令人称道。
南北战争结束后,平克顿侦探公司又恢复了侦探业务。当时美国正值“西部热”,全国包括世界各个角落里不甘平庸的人都涌向了这块似乎具有无限可能性与机会的土地,其中当然不乏形形色色的骗子、武装匪徒,一时间杀人越货、袭击火车、盗抢银行的案件层出不穷。当时西部的地方警察由于人力、财力及州界的限制(美国各州有不同的法律规定与执法队伍,当时并没有联邦警察机构,跨州办案手续很繁琐),对这么多残暴狡猾的犯罪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于是,平克顿侦探公司实际成为了当时最为大产业主所信赖与依靠的一支保安与犯罪调查力量。例如,著名的詹姆斯-杨格匪帮横行中西部多年,抢劫银行和火车,当地警察屡次追捕失败。平克顿公司派遣数名经验丰富的侦探伪装成马贩和淘金者,逐步接近匪帮核心成员,最终协助警方将其击毙或抓获。这些传奇故事后来被改编成许多西部电影和小说,进一步塑造了私人侦探在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
进入20世纪以后,平克顿侦探公司的业务范围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早期单纯的刑事案件调查,发展到各种民事案件、商业事务以及家庭纠纷的调查;从单纯的侦探事务发展到保安与安全咨询、安全防范产品生产与销售、商业情报收集等多个领域。其内部组织编制、协作网络与活动范围也飞速扩大,现已发展成有三万多雇员(保安与安全防范产品领域的不计算在内),在全世界设有一百多个办事处,并与六十多个国家的有关机构建立了协作关系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除平克顿以外,美国的BurnsInternational、克罗尔金融侦探社、欧洲的Securitas①也都是国际知名的侦探(保安)机构。其中,克罗尔金融侦探社尤其擅长处理复杂的金融欺诈和资产追踪,在“9·11”事件后还参与了多项反恐融资调查;而Securitas则侧重于综合安保解决方案,为全球众多世界五百强企业提供风险评估和危机管理服务。
其他国家的民间侦探机构,像俄罗斯的莱昂斯商务安全公司———由原莫斯科刑侦局资深警官谢尔盖·斯捷普诺夫创办于1989年;法国的杜吕克侦探事务所等也都是各自国家有影响的侦探公司。此外,德国的联邦侦探协会(BDF)和英国的私人调查机构协会(ABI)也都在规范行业发展、培训从业人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日本,由于法律限制较严,私人侦探行业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社会需求增加,也出现了像“日本侦探社”等一批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的调查公司,它们主要提供婚外情调查、行踪确认以及网络骚扰取证等服务。
总之一句话,今天国外的民间侦探(保安)机构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的工作与成就对当今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甚至包括政治领域都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华尔街的金融欺诈调查到好莱坞明星的隐私保护,从跨国企业的商业情报竞争到普通家庭的遗产纠纷,私人侦探的身影无处不在。它们既是法治社会的补充力量,也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尽管这个行业始终伴随着争议和道德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人类还有秘密需要探寻,还有不公需要揭露,私人侦探这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职业就会继续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