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侦探的作用

私人侦探合法化的支持者则认为，私人侦探确实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侦查权，但不代表他们就不可以进行“调查”。在针对民事、经济案件时，私人侦探完全可以提供有偿性质的调查——只要调查取证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与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侦查措施严格区别开来即可。比如，当事人在离婚诉讼中需要证明对方存在婚外情，自己又无法在公共场所长期蹲点拍摄，这时委托私人侦探在公园、餐厅等开放空间拍摄两人牵手、拥抱的画面，只要不采用窃听、非法侵入住宅等手段，这种调查就应当被允许。毕竟，法律从未禁止公民个人在公共场所拍照取证，私人侦探不过是受他人委托代为行使这一权利罢了。

针对私人侦探侵犯隐私的指责，支持者则认为，侵犯隐私与了解隐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私人侦探即使发现了被调查者不为人知的事情，也只是“了解隐私”，如果把调查结果扩散出去给对方造成了伤害，这才是“侵犯隐私”。换句话说，侦探将调查报告仅交给委托人用于合法的诉讼或调解，而没有在网上公开或向无关人员传播，那么就没有对隐私造成实质性的侵害。打个比方，银行职员能查看到客户的存款余额，这是职务需要，但如果他把余额告诉别人，那就侵犯了隐私。同样，私人侦探在合法范围内获取的信息，只要保密使用，就不应被简单定性为侵权。

如果私人侦探可以合法化，必然要对私人侦探的义务和责任进行详细的规定。因此，私人侦探只要把握好调查工作中的尺度，遵守法律规定，公民的隐私权并不会受到侵害。比如，立法可以明确禁止使用窃听器、针孔摄像头、GPS定位追踪器等设备，禁止非法查询通讯记录、开房信息、银行流水等，同时要求侦探对委托人的身份和调查目的进行登记备案，对调查所得材料承担保密义务。在这些规则下，私人侦探的活动完全可以与违法犯罪划清界限。而私人侦探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情况下获得的证据，也可以作为认定案情的依据。例如，在债务纠纷中，侦探通过合法途径拍摄到债务人转移财产的影像，或者在公共停车场拍到其实际使用的车辆，这些证据法院应当采信。这样既能帮助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又能有效遏制非法取证，可谓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