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家侦探超2万 业务从＂抓二奶＂走向高端

　　再访私人侦探业

　　当时参与“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的调查公司，基本只是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的小事务所，而业务内容，90%以上为“抓二奶”、“抓二爷”的委托。这几年业务走向高端化。商业欺诈、知识产权维护等方面成为主力业务。

　　“带长桌子的屋子是哪间?”他习惯性地扫视四周，压低声音，询问从身边经过的女清洁工。

　　“你说的是小会议室吧，听说今天有什么会，一直往前，左拐就是。”女清洁工狐疑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剃着小平头、身穿黑马褂的青年男子，还有他进楼也不摘的墨镜，小心地回答。

　　推开北京天坛体育宾馆230房间破旧的木门，一股呛鼻的烟味儿飘了出来，里面20多个人齐刷刷地朝他看过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坐在长桌子的正中央，朝他指了一下，示意他坐到边上去。

　　在这个只有20平米左右的“会议室” 北墙上，挂着一道红色横幅：“调查取证技能培训班”。

　　隐秘的“司法部培训班”

　　分发给“墨镜男”的培训资料上，赫然印着：“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培训中心”和“司预培发[2008]06号”。正在讲课的老先生叫孙茂勤，是公安部门一位破案无数的老探长。培训时间自4月25日到4月28日。

　　招生简章注明：公安部门工作人员和律师及相关从事调查的人员才能报名参加。但屋子里坐着的16个学员，看起来都跟“墨镜男”一样，有些“来路不清”，至少在相貌神态上不像衣冠楚楚的律师，或神色肃穆的公安干警。

　　这16个人里只有一个女的，其余男学员几乎人手一支烟。从抽烟姿势看起来，都是“职业烟民”。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一个年轻男子，手臂粗壮，穿着一件酷似黑社会打手的绣花黑绸马褂，不停地摆弄手机，几分钟就出去接一次电话。他旁边是一个瘦弱“小个子”，可坐姿却放肆得很，几乎是把脚放到了桌子上，两只眼睛一直斜斜地看着前方。在他身后的一个中年男人，中指上戴着一枚巨大的纯金嵌翡翠的戒指。

　　“我接着说安全问题。”孙老先生清了清嗓子，“你们都知道2004年调查员被打死的事情吧，用我们公安的话说，傻帽一个，他拿着照相机明目张胆地对着目标拍，能不被人打死么?”

　　培训课程还包括，“调查取证知识与法规”、“调查取证与人权保护、隐私保护问题”、 “调查取证业务管理与营销技巧”、“调查取证时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与安全预案设计及自我安全防范技巧”等。

　　事实上，这16个学员全部是来自全国各地“调查公司”的“法人代表”，也就是在社会上受到争议已久，神秘的“私人侦探”们。

　　那个“黑马褂壮汉”一边抽着烟，一边漫不经心地对本刊记者说：“比起那100多个函授的学员，咱们到底还是有个碰面交流的机会，三天结束了，给发个“调查取证高手”毕业证书，对咱也算是有个行业认可。以后办事情，多少有些说服力。”大家纷纷点头。

　　可直到最后一天培训结束，大堂服务员仍只约摸晓得“司法部在咱这儿办了一个短期培训班”，其余一概不知。堂堂司法部的培训班，为何窝在南城一个宾馆里，在众多选择之间找了一个不到20平米的小会议室上课，然后发一批“全国调查取证高手”证书?

　　比起四年前，本刊《调查中国私人侦探》一文曾报道的公检法机关对于“私人侦探”不是禁止(《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就是查处的强硬态度，现在这层 “隐秘”，反倒是透露出几分说不清的“暧昧”。

　　互相默许的“暧昧”关系

　　“现在很多南方城市的司法部门，实际上一直跟民间的调查公司合作，当然是私下里，特别针对一些执行难的案子，调查公司做好了前期工作，法院最后按标的额的百分之几给调查公司提成。”孙茂勤说。

　　可难道多年专业训练出来的警察，破案能力和效率还不如“野路子出身”的私家侦探么?孙茂勤笑笑说，私家侦探用的那些手法，都是公安干警惯用的。

　　“从办案能力上说，他们(私人侦探)没有太多优势，但他们是‘开放式破案’，不用一道一道地审批，不用每次一行动就请示汇报，更不会出现因为某些疏通和干扰案子半截就‘终了’，所以从实际效率上说，有一些案子，尤其是涉及私人权利的案子，私家侦探确有优势。”

　　“在目标明确，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相关部门会愿意直接执法。至于搜集证据的工作，虽然也在他们的职能范围内，不作为的情况就比较常见了。” 北京中诚友联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旭表示，随着“调查”业在中国这几年的发展，让不少相关职能部门感到了“便利的好处”。

　　而且，在另一方面，调查员们的个体素质，已不再像是几年前那样绝大多数是“野路子出身”，鱼龙混杂，混混当道了。高学历高素质以及“特殊才能”的行业人才也开始加盟。

　　本刊记者调查了这个培训班的学员履历，惟一的“女侦探”谭芳，1995年毕业于西南财大，专业是会计。她的丈夫王盛富与她是大学同学，毕业后谭芳进了某事业单位做会计，王盛富去了一家通讯公司，专门负责话务催收。积累了几年“催收”经验和人脉后，两年前，拜了已在业内大名鼎鼎的“江南名探”韩冰为师，干上了“私家侦探”一行，主攻“商账追收。”谭芳不久也随丈夫“下了海”，两人注册了一个调查公司。

　　“这两年，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尤其是学法律专业的，因为‘夭折’在国家司法考试，最终选择投身私家侦探行业，一来他们有文化知识和理解力上的优势，二来这个职业也可以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益，这对年轻学生来说，是一个风险与收益并重的选择。”

　　韩冰对他们夫妻的评价甚高，称他们为“高素质人才”。而韩冰本人，干了半辈子公安，曾做过刑警大队的队长。

　　事实上，除了高学历人才，像韩冰这种身负“特殊履历”者更是举不胜举。同期学员里，30多岁的傅润泽是地道的北京人，最早是做汽车销售，后来改做专业追收车贷。三年前，他也自己办起了调查公司。傅润泽打开手机的通讯录，2000多个电话号码，“我的经常联络人，至少也有三四百个，而且很多都是保密的信息，连跟老婆都不能说的。”

　　另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就是前面说到的“小个子”，他的真名叫浩然。1978年生人，原来是重庆市散打队队员。一身靠得住的硬功夫和出色的车技让他在行业内颇为抢手。

　　“我们现在做这行的差不多80%以上的调查员，都曾不同程度供职过公检法机关或者特定信息采集部门。”中国侦探网总裁付树民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付树民自己在入行前，在检察院里干了半辈子，“私底下，大家都很熟悉，都是些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关系。”

　　不管怎样，于“公”于“私”，如今公安、司法以及工商部门，已一改过去单一“管制”的态度，“不支持也不反对，相互利用又彼此沉默，这层关系，只能用‘微妙’和‘暧昧’来形容。”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商业环境的日益复杂，私人侦探行业的服务范围也在不断扩展和深化。除了传统的婚姻调查和商账追收，越来越多的调查公司开始涉足知识产权保护、商业背景调查、竞争对手分析、网络安全调查等高端领域。这些业务不仅技术要求更高，收益也更为可观，成为调查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和行业规范，私人侦探在开展业务时仍然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和道德挑战。例如，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法庭上可能不被采纳，而过度使用跟踪、偷拍等手段也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甚至触犯法律。

　　技术的进步也为私人侦探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高清偷拍设备、GPS定位器、无人机、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被广泛应用于调查工作中，大大提高了取证的效率和隐蔽性。然而，这些技术的使用也引发了新的法律和伦理问题。例如，使用无人机进行空中监视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而通过网络手段获取个人信息则可能触犯相关法律法规。因此，私人侦探在实际操作中必须更加谨慎，确保自己的行为不触碰法律红线。

　　公众对私人侦探的看法也存在较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私人侦探在维护个人权益和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公力救济不足的情况下，私人侦探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补充手段。另一部分人则担心，私人侦探的活动可能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甚至被用于非法目的。这种分歧反映了社会对隐私保护和信息获取之间平衡的不同理解。

　　总体来看，私人侦探行业在我国仍处于灰色地带，其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行业自律的加强。只有通过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有效的监管，私人侦探行业才能走向规范化、专业化，真正为社会提供有益的服务。同时，公众在选择私人侦探时也应保持谨慎，尽量选择有信誉、有经验的机构，并在委托前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