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侦探”何去何从

　通过跟踪定位仪对手机进行定位，利用针孔摄像头监视目标行踪，利用窃听器窃听别人谈话……随着国内“私家侦探”数量日益增多，出现在影视剧中的这些情节，在现实中已普遍存在。

　　我国《国家安全法》和《刑法》均有规定，非法使用专用间谍器材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对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造成侵害的，依照《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定追加责任。

　　正因如此，近20年来，公安部多次明令打击“私家侦探机构”，始终对其保持高压态势。然而，对私家侦探的打击屡屡遭遇尴尬：打击力度越来越大，数量反而越来越多。

　　专家认为，社会诚信度降低、经济社会中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民间对私家侦探需求旺盛，一些不正当的隐讳需求在其中推波助澜。有市民表示，尽管心存顾虑，但有时雇佣私家侦探确实“效果更好”。一名律师坦言，在通常情况下，公民遇到法律事务会聘请律师，但许多取证工作律师无能为力，一些当事人会转而雇佣私家侦探进行取证，然后私了。同时，司法程序相对比较繁琐，有时耗时漫长，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作用。

　　“私家侦探”何去何从?面对打击的尴尬，各界的态度开始分化，说法不一。

　　警方人士认为，只有国家授权的机关才具有法定调查权，即便是公安人员行使这种权力，也需分级别严格审批;所谓“私家侦探”擅自跟踪公民行踪、非法获取和买卖公民信息，显已触犯法律。因此，严打很有必要。

　　部分法律专家则认为，应辩证看待私家侦探行业，如对其加强监管和规范，这个行业将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一所大学的法学院院长说，私家侦探行业可以弥补国家公力救济不足，《民法通则》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把一些事务委托给私家侦探是有法律依据的。

　　事实上，私家侦探行业在国外已发展为被公众广泛认可的职业，有巨大的市场和法律认可地位。这位法学院院长认为，尽管国情有差异，国外行政管理与协会自律相结合的模式在国内还不能照搬，但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相关部门应加强关于私家侦探合法化的探索，将其纳入法制轨道，从而使其真正为司法体系服务。

　　在民事案件中，公民委托私家侦探取证属于私力救济，目前尚未有相关立法，人们对其缺乏认知，使用和管理上也存在误区。一位法官表示，应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职业，相关部门应探索使其良性有序服务社会的途径。(赵阳 吕梦琦)

　　当前，私家侦探行业在现实中的存在感不断增强，其服务范围也从最初的婚姻调查扩展至商业调查、知识产权保护、寻人查址等多个方面。在一些涉及个人权益保护的民事纠纷中，当事人由于举证能力有限，往往寄望于通过私家侦探获取关键证据。这种需求尤其在离婚诉讼、债务追讨、打假维权等案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少委托人认为，相比于正规司法程序，私家侦探反应更迅速、方式更灵活，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然而，由于缺乏法律明确授权，其调查行为的合法性屡受质疑，所获证据在诉讼中的采信度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私家侦探现象折射出公力救济在某些领域的不足。当公众无法通过现有机制有效实现权利保护时，便可能转向私力救济途径。这也提示我们，在持续打击违法侦查行为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与司法援助体系，提升正规渠道的解纷能力和效率。例如，可探索建立法院调查令制度，允许当事人在符合条件时申请调查令，委托专业机构或个人协助取证；同时加强对私家侦探行业的引导，明确其业务红线，推动形成“行业自律+行政监管”的治理格局，使其在法治框架内发挥补充性作用。

　　技术的快速发展也给私家侦探行业带来新的挑战与机遇。无人机、智能追踪设备、大数据分析等新型技术手段的运用，使得信息获取变得更加便捷，但也更容易触碰法律底线。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针对性规定，对调查设备的使用、个人信息采集的范围和方式予以明确规范，防范技术滥用风险。公众在考虑雇佣私家侦探时，也应增强法律意识，明确合法与违法的界限，避免因不当取证反而陷入法律纠纷，最终实现权利维护与法治秩序的统一。